是一个必然，而是作者自己创作的一个独到人物。其实，我以为讨论一个人的品质如何，最重要的是看一个人欲望的大小。对于陈奂生来说，他只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分强烈的欲望，顶多就是买顶帽子，赚点谈资罢了。如果说仅仅因为他的追求低，就说他容易满足，那岂不是很怨？至于精神胜利的一说，我觉得乐观和精神胜利有时是很难分辨，甚至有时可以混为一谈，重要的是看人物具有怎样的人生态度。如果一个人朴实，那么处理问题就想得开，自然就不是什么精神胜利法；如果一个人小心眼，那么对待利益问题就自然不得法，却硬要让他解决得让大家感到合乎道德，肯定就只有精神胜利法了，自我安慰了。
至此，我觉得陈奂生就是陈奂生，和阿q根本就没有也不会有必然的强加的联系。陈奂生是个老实的新中国农民。
至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讲，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讲，我想不管是谁要真的和市委书记沾上上了关系，自己不会不对人说，别人也不会熟视无睹的，还有住宾馆里陈奂生的举动有点夸张和过分，但谁能保证说现在就有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甚至比这个更斤斤计较的做法呢？！我想一切都不仅是陈奂生一个人的错，只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一个传统而已，早已经根深蒂固了。相同性质的“打江山”和“坐江山”的笑谈至今不还在被大家争论着不休就是一个例证。所以若是谁还在那里喋喋不休，亟亟歪歪地说什么农民和市民是两个层次，那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完全就是垃圾。
文章读完了，小记也写完了，我觉得中国农民是值得同情的，不仅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极低，更是因为没有人设身处地的去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却偏偏要从他们的身上去挖掘所谓的民族劣根性，还要以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高度去怜悯他们，耻笑他们没有追求，容易满足，到了这里清心寡欲也成了愚昧落后的代名词，以至大家忘了我们是由养活的。我想我写到这里，所思考的，所写的，也是自己所始料不及的。也许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东西，即使把陈奂生请到现场来听，他也未必听得懂，即便他懂了也不会在乎，但我们仍要呐喊，仍要为他们的生存状态说上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