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比我大二岁，我们都生在西兴，她从小就很懂事，一点也看出是个小孩子的样子。由于我父亲长期在外工作，母亲经常有病卧不起，家里经济条件又不好。我二姐自然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二姐八岁的时候，就挑起了照顾家人的重担。做饭、洗衣、照顾弟弟妹妹……一切家务都由她一人承担。我还清楚地记得，二姐为了帮家里挣生活费，想方设法托邻居给她找零活。在邻居的帮助下，二姐接过不少活：接线头、摇棉纱、钩手套、编棕绳……什么粗活累活，她都干过。有时工作忙不过来，她就把接线头的活拿到学校去做，一边听课一边在下面偷偷地干活。为此，二姐几乎每天都要留堂做功课，很晚才能回到家，一回到家却又要不停地干活。
为了赚钱贴补家用，二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几里路去交货，干一个多月才能拿到五六块钱，但是她从没有自己拿过一分钱，总是将这些钱全都交给母亲，有一次母亲给她五毛钱零用钱，她开心得几乎跳起来。我的二姐就是这样一个知足的人。
后来，因为长期工作导致过度劳累，二姐终于病倒了，父母这时才发现女儿一个要承受得实在是太多了，相比现在那些被父母捧在手心怕碎，含在嘴里怕化的小公主、小王子来说，那时的二姐实在是懂事。
二姐15岁那年，瞒着大人独自去到西兴街道办报名，要求到边疆支边，在她的再三恳求之下，街道办的同志被她的积极举动所感了，终于同意了她的报名请求。经过了政审和体检，街道支青办贴出了去边疆人员的光荣榜，其中有我二姐的名字。由于二姐是瞒着父母去报名的，当名单下来之后，父母简直惊呆了，她小小年纪，怎么能去边疆受苦呢？但是那时，名单一旦批复就一定要去，最后父母没办法，只好让她独自一人去边疆。
1970年，二姐正式接到知青办的通知，支边的地点是黑龙江大兴安岭，常年气温在零下几十度。父母知道后一度泪流满面，环境如此恶劣的地方，就连一个正常的成年人都吃不消，何况是她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呢？但是二姐去意已决，走的那天，我们全家都去杭州火车站送行，车站里都是去送行的家人，离别的哭声响彻了整个车站，父母也是泪水涟涟，唯独我二姐没有掉一滴泪，她自小就是这样一个坚强的姑娘，哪怕再苦再累，她都说出来。一阵阵哭声衬着她那张稚嫩的脸，愈发显出离别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