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与原始宗教的密切联系”。
关于鲁迅和宗教文化的关系，王富仁在《鲁迅与中国文化》中认为，鲁迅与“佛家文化对于物质世界虚幻性的揭示和对于人生痛苦的解析”产生过强烈的共鸣，并受到佛家文化动态地体验性地把握社会人生的方式的影响。但鲁迅对佛家文化的虚无主义人生哲学持否定态度。哈迎飞的系列长文《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从“鲁迅、尼采与佛教”、“以一身来担人间苦”、“谈鬼物正像人间”三个不同的角度细致、深入地分析了鲁迅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不仅揭示与论证出鲁迅与佛教或远或近的内在原因，还对佛教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实际影响及意义做了阐释。管恩森《耶稣·撒旦·鲁迅——鲁迅与基督教关系发微》侧重揭示了鲁迅与基督教在精神层面的契合点：“精神主体的推重”、“面对庸众的先觉者”、“反传统的异端力量”。王家平的《再论鲁迅与中外宗教文化》对鲁迅与宗教文化的关系以及鲁迅在接受宗教文化的过程中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系统的梳理。
更多的研究成果侧重对鲁迅文化思想做整体考察。李新宇的《鲁迅：启蒙路上的艰难持守》和《１９２８：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认为，鲁迅在五四之后面对的矛盾和介入的论争，每一次都与五四新文化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面临的危机有关，“鲁迅的思想无论怎样发展变化，都始终守护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立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赵树勤在《新文化精神的孤独的坚守者》中指出，对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鲁迅都既不是前驱者和领导者，也并不太主动积极。”鲁迅积极追求的是实际的现实主义的科学精神。钱理群在《最后十年，鲁迅的锋芒所向》中认为，对“真的知识阶级”的认定和追求，以及“思想行动”与“实际的运动”的结合，构成了鲁迅“最后十年”的文化业绩，“１９３０年代，鲁迅更为关注的是对‘今之海’所代表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性审视。”他又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