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荒诞与小说里夸饰的论述，真实与虚构的交织及纠缠着，却无不令人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这是用散文写成的札记，说是文学批评其实也对，只是与那些正襟危坐的就表现出某些截然之异来，这应该算是他批评文章的一种独特的韵致，比那些亦步亦趋车杜，或者言必“主义”的习惯了居高临下态势的文字，更多了几分随意与洒脱，略带调侃的轻快，令人意外地邂逅到一份惊喜，因而读后往往会“击节而叹”，也就不无道理了。鄙人常常在想，难道评论就永远只能摆出一副训人的脸孔？不能凭感觉来写，写得更平等亲切好读些？知堂说过聪明的批评家，“他的批评是印象的鉴赏，不是法理的判决，是诗人的而非学者的批评。”谢望新的尝试当然不无示范的意义。然而他又并不局囿于广东，更是超出广东着眼于全国。郭小东说：“谢望新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广东批评家中，少数把文学批评目光射向全国，和中国新时期文学走向保持着同步距离的人。”这评价很对的，谢望新倡导“走出五岭山脉”，却不仅仅止于倡导，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不但体现在他的眼光的全国性，更在他的文学批评观点的具“全国性”影响。当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时期，社会上流行一种对“伤痕文学”横加指责的言论，僻处南方的谢望新立即旗帜鲜明地为之一辩，不仅为“伤痕文学”正名，更肯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作用。这是当时较早涉及此话题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批评文章之一，显示了谢望新的敏锐及过人的胆识。此外，他所涉及的，诸如“关于敏感及‘放’与‘争’的思考”、“关于‘干预生活’与‘写真实’”等等，也都是当时大家关注，创作上急于梳理和解决的敏感问题。谢望新以自己的锐气，以及独具广东(南方)特色的文学评论，完成了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重要建树。他是锐利的，又是温情的；理智的，同时更充满了浪漫的诗情。他总是把自己界定在二三代批评家之间的位置，说是衔接，这却正凸现了他的特殊与不可替代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因为衔接就自然带有前后两代的若干特点，这也就形成了他的个性；但另一方面却也不免地带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