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吗？时代的罪，究竟是一个人，一个政府来承担，还是每位参与者的双手都有洗不掉的鲜血？而父辈们手上的鲜血，会不会随着血缘降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爱，我们的恨，我们该遗忘，还是在矛盾中承担这生命无法承受之轻？
麦克在干涩的风雪里终于没有勇气再见汉娜，而那教堂中罹难的300犹太人中的幸存作家最终也不能原谅汉娜。这部电影《生死朗诵》公映后，导演斯蒂芬？达尔德里接到的最大批评便是他用一种艺术化的手法给残酷的历史披上了温情的外衣，甚至站到理解罪恶的立场上来描绘汉娜这个人物。这样的评价让我想起了李安的《色戒》所引起的“为汉奸翻案”的大规模病诟。但斯蒂芬？达尔德里终是比李安保守，他没在同情汉娜的路子上走远，或者说，他更为忠实的遵从了原着，将重点放在了代表大屠杀下一代德国人的麦克身上。片中汉娜也说，“我想什么，我感受什么并不重要，死者已逝。”是的，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给过去翻案；回顾历史的全部意义都在于明鉴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理解汉娜，我们必须理解汉娜！
《生死朗读》原着的作者bernhard schlink对群体性的狂热与良知的丧失给出的答案是文学，是知识，这和鲁迅一百年前弃医从文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二战中被洗脑的不仅仅是没有受过教育不识字的普通民众，文革中的红卫兵小将们也有起码的道德基础，而日本，在炮火中推进“大东亚共荣圈”之时更是上下一体的团结，至今不悔。知识的获取，的确能够帮助人意识到历史的罪恶，于是汉娜终于再见麦克时说“我学会了阅读”；但无知并不一定是罪恶的起源，相反，它的作用往往是媒介，如同汉娜的守卫工作，死水微澜，将人性的毁灭从源头一波一波冷漠的传送出去，遇到相似的波纹，产生共振，便造就时代的狂热。
今天的我们可以选择遗忘历史，可以如同剧中麦克的同学抨击的那样，规避背后的真正问题，只审判罪恶的执行人；但狂热的波纹并未消失，冷漠与狂热，这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我在汹涌的“玉米”大潮中看到了狂热，在鼓吹网络暴力的声浪中看到了狂热，甚至在成堆的三聚氰胺奶粉背后工商质监部门冷漠的脸上看到了狂热。对生命尊重的缺失，对人性价值观的贬低，对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