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虞舜、傅说、管夷吾、胶鬲、孙叔敖和百里奚这六位古代贤人，原本地位卑微，历尽磨难，才成为君主或重臣。他认为，经历困境和磨难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他还说，一个人犯错误后才能振作起来，国家遇到敌国威胁后才能保持警惕，失去敌国的威胁，常常会居安而不思危，和平麻痹，走向灭亡。

　　他就是这样，以个人和国家的事例证明“生于忧患”这个分论点。那么，这个分论点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且看下面两个事例：

　　我教过一个学生，他随离异后的母亲生活。母亲自杀未遂，疯了，失去了自理能力和抚养孩子的能力。他又改跟父亲，而父亲已另立新家，便嫌弃、虐待他。他只好流浪街头。后来，他得到姨妈、舅舅的接济，白天上学，晚上帮姨妈看守五金档。谁料他以怨报德[注: 怨：仇恨；德：恩惠。用怨恨来回报别人的恩惠。]，竟带几个猪朋狗友偷走档口里的钱财，最终锒铛入狱[注: 锒铛：铁索链。用铁链锁起来，投入监狱。]。他先身处离异家庭，后又寄人篱下[注: 依附于他人篱笆下。比喻依附别人生活。]，却没能“生于忧患”。

　　春秋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六国，都受到秦国的威胁，却相继灭亡。它们也没能“生于忧患”。

　　拿这两个事例跟孟子的观点相对比，前提条件一样，但结局刚好相反。

　　那个学生的结局为什么会跟孟子的观点相反？因为他觉得世界上没一个好人，因为他不懂报恩，因为他的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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