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带着对自由的渴望，一直苦苦寻求了几千年，后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翻了身，成立国家的主人。鲁迅先生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社会仅用两句话便高度概括：1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2暂时做稳奴隶的时代。他的《灯下漫笔》由货币贬值而引申到人的价值遭遇低靡，三千余年古国古不过是坠入了做奴与做奴不得的怪圈，可新中国成立后呢？我们真的从这个怪圈里跃出来了吗？
纪连海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对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三国家门而不入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大禹在外治水是和瑶姬有了爱恋关系，由此编造了“巫山神女”瑶姬帮他治水的故事来欺骗妻子女娇。这让很多人都唏嘘不已，作为一个知识精英，不论是出于何种意图，都要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负责，对于一个时代来说，知识精英是精神文明的标榜，以平常人无可企及的高尚人格影响社会，感召下一个时代的人，如果一个知识精英无法对社会负责，那又让百姓门去期盼谁来抚慰他们饥饿的灵魂呢？知识分子犬儒化，正是现代人被恶劣思想所奴役的结果，这样下去，泱泱古国还能以怎样的姿态生存下去。
我一向不讨厌80后作家，即使精神上颓废，但作为作家无非是要以文字给人以心灵震撼，以此来穿刺灵魂，证明我们还不麻木。郭敬明的变化之大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办杂志，开公司，在上海这个大都市生活的很物质。但活得不物质的人又有几个？谁能像梭罗一样在瓦尔登湖真正做到超然物外，海子作为一个始终坚守其农业社会理想的人，最终走向灭亡。所以我无法义正词严的说我们不能物质，毕竟我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沦为奴的人是拜倒在钱权势力下的人。《南方周末》在《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一文中提到在救援队来到北川县委大楼勘察时，北川县政委书记张同凯发出了“救救我，我是张书记”的呼救，这句话被有些网友评为“史上最牛的官腔”。在人治时代，有了权力，便天下为己，何能天下为公？高官说的话再荒唐也是“公理”高官做的事再荒谬也是“公事”，高官们做了钱权的奴，百姓又作了他的奴，这样的人治时代转了一个圈又回来了，我们带着“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想法等待有人能出现，拯救我们于水火，可多行不义何时才能自毙，这就又是个问题了，等人救，何不自救？安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