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说“百家讲坛“现象
眼下国学的话题越来越引人关注，然而却有明显的两极。一方面高等学府设立了国学院或国学专业，筑起了国学热的新平台；另一方面大众面对年轻孩子的语文能力差深感不安，呼吁加强文化基础的学习。这便给沟通上述两端的媒体以极好机会，《百家讲坛》现象便应运而生了。
《百家讲坛》的初衷原本是展示专家之精，可和者甚寡，收视率上不去，百姓也没有完全认同。于是便改弦更张，以专有领域的大众化，让普通观众从一个通俗的语境里获得古代文化知识。此举亦和盼国学兴起的舆论相呼应，推波助澜中造成今天的《百家讲坛》热。在这一现象中，有两点值得思索，一是历史故事化，另一读典私语化。前者以易中天、纪连海为代表，后者以于丹讲《论语》为滥觞。
从刘心武讲《红楼》，到易中天品《三国》，再到于丹说《论语》、《庄子》，这些仿佛在骤然之间火爆起来的作家、教授、专家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处在褒贬的漩涡之中。褒之者称赞他们讲得好，生动传神，听得过瘾；贬之者指责他们胡言乱语，毫无学术价值可言，因而不屑一闻。设若归纳一下褒贬者的身份，除个别情况外（如红学家周汝昌赞扬刘心武），大致是支持“百家讲坛”开这类讲座的多为普通听众，而“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们则是反对者居多。这种泾渭分明的受众群落划分，已经成了一种非常有特点的社会文化现象，我姑且称之为“百家讲坛现象”。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爱看《百家讲坛》、喜欢那些“学术明星”呢？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陶东风分析说，目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期，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是进步了，比较富裕了，但是心灵上的苦恼不但没有减少，似乎还增多了。面对新旧事物的变迁，许多人在工作、家庭、生活等诸多方面存在烦恼、迷惘和孤独感。这时，他们需要一个“引领者”来安慰、启发、引导，解决道德困惑。而追求和谐、中庸的中国传统文化，正好能满足这种精神需求。
《百家讲坛》的成功就在于看到了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现实需求，捕捉到了在物质虽然丰饶充沛而精神却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