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却要“储备一世”的现象。一些人发现，最先离开基层的，多来自“有背景”的家庭。
安徽选调生李欣，在一年中目睹了十几位朋友离开不同的乡镇，回到县里，乃至城市。她不清楚每个人的背景，只是听说有人的父亲在省城里当官，有人家境富裕。当然也有无背景的名校毕业生提拔得很快，但那离普通二本学校毕业的李欣太远了。
在与一批同龄人的生活逐渐拉开距离后，李欣曾一度觉得自己跟上山下乡的知青很像。她不指望以后当上“市长”，只是疯了一般地想回城。
她更加努力地工作，每天加班到深夜，希望让组织部门看见自己的勤奋和才能。不过她发现，自己的努力甚至帮了“倒忙”——本来有过回县里的机会，但乡镇书记目睹了她的勤奋和才能，说什么也不愿放她走，希望把她留在基层工作。
出走的与留下的
与体制的碰撞，令一些年轻人感受复杂。朱华曾哭过很多次，她感觉，包括职位升迁在内的任何事，都不是她个人能控制的。“当时要不是有另外一个女生，两个人相互鼓励，真的可能会坚持不下去。”
肖桂国也目睹了一些选调生在基层工作中，在晋升提拔等问题上备受煎熬，因而再考公务员、参加各种选拔考试，或辞职离开。
“他们凭学历、能力、年轻、潜力等优势进来，但进一步发展却不一定能依靠这些。”肖桂国说。碰撞之后，一些人选择了逃离，一些人则留了下来选择坚守。
逃离的人，很多通过考研、考公务员回到了城市，也有人转行下了海。选调生的经历，成为他们人生中短暂的“意外”。
留下来的人，心态变得更现实。朱华期待公开竞争的机会，省委组织部近年来推行的部分职位公开选拔给了她更多的希望。她一方面强调要“服从领导的安排”，另一方面也很明白，必须争取机会，“人在乡镇呆久了，会有惰性，丧失拼搏的斗志”。
肖岳在基层工作还不到三年，但已感觉自己丧失了斗志。曾有几个月，他在没有应酬的时候也喝了很多酒。酒没有消除他的愁闷，却进一步锻炼了他的酒量。后来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