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文学者们的实践之所以能够留存后世，是因为 它们本身具有的强大力量所致。反过来说，我只能认为日本的近代和 现代文学不曾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 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 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 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 显现文学者这个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 时间。当回顾一九六o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 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 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 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 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 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 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 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中的莫言的《红高粱》和郑义的《老井》之所 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 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 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 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 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 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 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象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 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尽管如此，我首先 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 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 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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