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爱煞了这句诗，也因此很早就认识了写诗的人，印象中他总是从田园的晨曦中走来，拘一捧菊花香尽洒入东篱的水，荡着悠悠的扁舟梦入桃花源。
后来觉得这印象极抽象，世人们用菊花、用东篱、用桃花源为陶潜创造了一门“隐”的艺术，将他完全神化的不食人间烟火，让他穿越了历史的恋恋风尘在人们的心中有一种独特的地位。
不同于其他文人，陶潜似乎并不以他的诗着称，或许我是否可以说陶潜的诗完美的诠释了他的“隐”，为众人树立了一个可以仰视的鲜活的标杆。使其变得独特起来，卓越起来。世人总佩服能张着并不强健的翅膀却依然逆风飞翔的人。而且是以或壮丽或清高的名义。
很多人说陶潜是菊的象征，“菊，花之隐逸者也”。菊是真正的隐者，它可以在瑟瑟的秋风中不事张扬却又肆意无忌的开放，开得漫山遍野，畅快淋漓。却朴实而不雍俗，遗世而不清傲。世人总叹它的风骨，其实这风骨既可以伟大也可以平常，人们的敬仰不过在于它的先驱性，在于它敢于追求自己的生活，他深知自己的意愿，踽踽而生，它认为生活是秋，是凉爽的风吹刮的最猛时候，它便选择在春天离开。正如陶潜从那无限春光的政治舞台上逃走。因此，对于陶渊明来说，更恰当的应是避世。真正的隐者不是逃离俗世，而是在俗世中永远保持一颗清明的心，可以通体沐浊流，冰心未染尘。从某种层面上来说，消极避世未尝不是种懦夫的表现，当然，我并没有完全否定这样的行为。毕竟，像陶渊明、屈原这样的人，他们本质是诗人，诗人的心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拘于时，不拘于事，没有野心，没有欲望，抱着“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态度。为浊世留下最后一股清流，这亦是一种孤独的坚持。
纵然，自己常常感叹屈原的投江，那般如飞萤扑火，凤凰涅磐般地殒落，是一种诗人的固执。感慨陶潜的避世，二十余年与世隔绝，潦倒残生，是一种消极的逃避。有时会给自己一个假设，愿他们做那样“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的人，一个完满的人，甚至成就如晏婴、管仲一般的千古名相。
后来当逐渐褪下年少轻狂的稚气，不再嘲笑他“草盛豆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