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的无措的拙行，不再费解他“富贵非吾愿”的文人的清高。而是用一颗诗人的心去体味一个诗人的情怀。他的肩头负荷得过于沉重。这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不能承受之痛。在盛世，做一个治士仁臣并非难事；在乱世，固守自己便已是不易。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也许真的不适合玩弄权术，精于世故。近与自然的率性，对于仕途是最大的障碍。于是他做不了魏征那般叱诧风云的政客。他不是一个学者，在那个时代他没法幸运得像孔子，当不了政治家还能当圣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因为孔子是“入世”而他是“出世”。似乎太少人有那样的觉悟。于是他就一直扮演着尴尬的角色，很尴尬的地位。这样的他在俗世似乎真的没有存在的价值，只能隐于他的世外桃源，和农人侃着哥俩好，没事和自己那块杂草丛生的田地呕气，采朵菊花装点一下已不能称为屋的茅庐，甚至被农夫嘲笑，被妻子埋怨，潦倒一生，腿去了圣贤的光辉的陶潜，该是这样一个淳朴又可爱的老人。这样的他才立体又真实，这样的他，才又可贵又可敬。
衔觞赋诗，以乐其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当诗画琴棋褪变成柴米油盐；当貂华俘梦褪变成清潦孤贫；当理想的美好，褪变成现实的残酷，在意志和形体的冲击中苦守二十余年，世间又有几人？人毕竟是人，人不是仙，也请不要把陶渊明神话，他顶着一副凡夫俗子的肉体去践行一种人格。但凡一件事，可以固执的坚守，便可做这天下第一等人。
对于隐世，我们也大可不必为陶潜戴一顶太高的帽子。我想陶潜自己也并不认为他是偏要做出些文人的“惊世骇俗”来。诚然后世赞扬，效仿者甚多(可能有些目的已不单纯)，但我宁愿把他理解为一个任性而孤独，傻气又可爱的人，一个勇敢的敢于践行本心的人。只是他的欲望来得更简单，也更诗意。就像菊一样，它爱把生命选在秋天，并不是为了树立什么，甚至只是为了逃开什么，只有在秋，在萧索中，它才振奋起来，沸腾和肆意起来。或者俗气的说，他更像是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不平凡的事儿。只因他是一个文人“农民”，但他更幸运，因为时代对于这种行为的认同感，使他不必像卖猪肉的北大学生那样屡遭非议。而且他的避世，他的隐归甚至被单独载入史册的一页，几行再简单不过的一生概述后便是大片大片的空白。陶潜不似武则天那样的高调，留了无字碑，任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