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那天。
是谁吆喝了一嗓子：“我们班明天要照毕业照了！老师要求明天带红领巾！”
上课了，老师走进教室，大家都纷纷走上去，问老师明天是否真的要照毕业照，老师微笑着点了点头。
大家议论开来，是兴奋、期盼，还是不舍、凄凉？
没人说得清楚，没人。
六年的同学，六年的朋友，六年的伙伴，就这样被一个毕业考分散了，成绩好的，考上了重点中学，成绩好却没考上重点的，也只能同大家一起争地段中学重点班的名额，成绩差的，流落到地段中学的差生班，就这样各奔前途了。
第二天，没有人忘记带红领巾，因为大家都记得，要照毕业照，毕业了，毕业了。
大课间，老师领着这些快毕业却依然打打闹闹嘻嘻哈哈的小鬼们，到了小操场。
摄影师安排男生们把老师吃饭的长桌子搬下来，放在最后一排。
隔壁班的大个子“珠穆朗玛峰”一个人搬一张桌子，别人都四人抬一张桌子，更何况，他的胳膊还缠着绷带，否则，一人搬两张长桌也说不定，这引起了无限的遐想，一人搬两张桌子是什么样的呢？
几个男生站了上去，“久经沙场”的桌子发出了一声又一声的呻吟，透露出了我们的心声：“哎呦，哎呦，毕业了，再见。”
老师在最前面，坐在椅子上，老师后面是全班的矮个子集中地，有几个的脸都被坐下的老师挡住了，由此可见他们有多矮。
在场地两极的是我和他——“豆腐先生”杜毅唯。
在众多“珠穆朗玛峰”的前面，我显地那么矮小。
我旁边的是“数学天才”钟文凤，虽然杜毅唯解难题的思路更好、更广阔，但是在班级里小小的测验那种简单的题目，不足以展现杜毅唯的才华，所以他只能位居第二；另外还有一个很骄傲但成绩很好的同学位居第三；而我，虽是数学老师的宠儿，但也只能排到第四名，但是此时，我们都站在中间的一排，那位同学还摆了一个很“帅”的po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