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他认为花粉黛石虽可美化容貌，可顾盼生情却决定于美好的姿容；辞藻虽可美化语言，而文采照耀还是有赖于性情的真挚。在现当代，文章学美学引进了西方的内容和形式这一范畴，表述更加深刻。胡适身处新旧世纪之交，对旧文学积弊洞若观火，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大声疾呼：“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须无病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他倡议革旧鼎新，虽多有矫枉过正之处。但倡言内容重于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意旨是很明朗的。以前高中课本多次选了施东向的《义理、考据和辞章》，这篇文章对这一问题有很精彩的论述。说：辞章涉及语言、章法和风格等方面。一个作者力求掌握丰富的词汇和多样的句法和章法，目的是为了运用自如，能够把内容传达得准确而生动。把内容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对文章形式的基本的要求。用词不妥贴，造句不合文法，行文缺乏条理、拖沓冗长，就会把意思弄得含混晦涩，令人费解甚至误解。在准确之外，还要求文章写得生动。在辞章拙劣的文章中间，人们所读到的永远只是干瘪的词汇，刻板的句法、章法，即使这种文章把意思大体表达出来了，也会因为它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而拒人于千里之外，使人不愿意亲近。所以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还说：“我们提倡写文章注意修辞，当然是从切合内容的需要出发。如果作者本没有什么新颖独创之见，却勉强去雕砌一些警句、格言之类来等着读者喝采，那就是舍本逐末的作法，同形式服从内容的要求相违背，是我们所不取的。”虽然胡适和施东向没有直接点及“文采”，但很明显“文采”是属于辞章的、形式的问题，我们评价文章不能孤立地看文采如何，我们写文章也不可片面地追求文采。
大凡大作家的名作就是文采和质地，内容和形式统一的标本。他们总是根据内容的需要确定如何驱谴辞章，总是依凭自己的本色去表达思想。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文采飞扬，是因为恰倒好处地运用了通感修辞；而他的《背影》却写得质实朴素，纯出乎白描手法。郁达夫的《故都的秋》调动了对比联想等手段，多角度地描摹了北国独特的秋味，显得异彩纷呈；而老舍的《想北平》只是平铺直叙了一些寻常的山水、草木、街景和院落，却也写得情趣盎然。因而我们可以这样断言，文采斐然和质朴无华，在美学上有同等的价值，无可轩轾。
话再回到高考作文关于文采的评文标准上来。关于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