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民说出和做出一些攻 击性和歧视性的语言和举动。
　　
    在这种现状之下，日本的文学者果真能够与中国的文学者建立起 平等的和批评性的相互关系吗？我日益感觉到“绝对零度的写作”绝 对是不可能的。我想接着这个思路继续说下去。
　　
    二、我如何领悟中国的近、现代文学
　　
    对于我这个在战后迎来青年时代的日本小说家而言，又是如何领 悟中国的近代和现代文学的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首先想到了日 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近代文学开拓者之一的胡适之间的邂逅。 大家听到这里，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吧。我并不是研究中国文学的专 家，是通过我国也许最优秀的专家藤井省三教授的《中国文学的这一 百年》（新潮选书）而得知的。现在，一面对照这本书中的事实就几 个问题进行确认，一面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芥川于一九二一年前来 中国旅行，在北京与比他年长一岁的北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胡适过从 甚密。后者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惯，谈吐 （用英文）也很有理解。”所谓日本的坏习惯，好像是指除了日语外， 不能用其他语言与外国人交谈。这个坏习惯至今还残存着，最近还在 一部描绘中国有名的英语会话教师的电影中受到讥讽。即便现在，日 本的小说家不想用外语交换看法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就这个意义 而言，芥川与胡适借助英语进行的交谈，在文学史上就有了值得铭记 的意义。
　　
    胡适在日记中继续这样写道：“芥川又说，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 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到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其实中国官吏并 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 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芥川说，他曾编一篇小说，写古代一个好色 的天皇把女子驮在背上，这书竟不能出版。”
　　
    文学家奔赴同时代历史的现场，他们撰写报告并进行批评，这其 中同时存在着新奇有趣和危险。而且，新奇有趣之中时常蕴涵着危险， 而在时间和距离的作用下，危险之中也存在着可以转化为确实新奇有 趣的因素。
　　
    芥川痛苦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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