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过这一切而造成的脆弱，直到现在还是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九年的反日、反军阀的“五四”运动以来，很多文学者 投身于国民革命的北伐战争。一九六o年，我有幸邂逅了在那场北伐战 争中非常活跃且幸存下来的文学者郭沫若和茅盾。当时，在中国这一 百年历史中，从中国的这些文学者们（当然，也包括鲁迅在内）得以 显现文学者这个角色之原型的北伐战争时期算起，也只经过了四十年 时间。当回顾一九六o年以来的这四十年时，就在我被同时代的邻国所 关注期间，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对所发生的这些事情，我为之感 慨不已。
　　
    我觉得，尽管中国的文学者们在种种主张上存在着分歧，但在时 代的进程中，却总是为了巨大的连续性而不懈地付出艰辛的努力。那 么，这个巨大的连续性又是什么呢？那是一种使命感，是要在中国建 设国民国家，维护国民国家，并且试图用文学来引导这一切。我在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巴金先生年过八旬还能重新进行文学活动， 是因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他在二十年代的上海进行工作的经验依然 充满活力。而年轻一代中的莫言的《红高粱》和郑义的《老井》之所 以能够让我为之赞叹不已，则是因为他们明显表现出来的一种意志， 一种将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现实与过去的深远连接起来，并建设他们独 自的想象力中的共和国的意志。
　　
    日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现在当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时，却只能 一如芥川对胡适所陈述的那样，羡慕中国的著作家们。我只能认为， 尤其在这三十年间，日本文学没能像刚才提及的莫言和郑义那样雄心 勃勃且非常现实地扎根于他们的土地和民众之间，也没能在那个不具 备上述环境的国家里建立起与这种现实相适应的想象力的共和国。
　　
    不过，我的这种说法可能已经使大家感觉到了不适。从胡适和芥 川的对话中，我清晰地发现了两者间的“分歧”。尽管如此，我首先 要向各位表明的是，即便我的看法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看法，却 也如同我现在所表述的那样，从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文学者们的进展中， 我看到了巨大的连续性。
　
    　三、我是一个怎样的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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